近日，在重庆一苹果推介会上，云南省昭通市市长亲自来推销，市长一边吃着苹果，一边向市民介绍。来自昭通的一个红苹果，最终被一马姓市民以8800元的高价拍走，这也是目前西南地区拍出的苹果最高价。（9月27日重庆晚报）
    在形象牌、名片牌业已成为各地拓展自身知晓度、美誉度的当下，我们看到昭通市市长亲自上阵，为昭通苹果充当起义务推销员。从此次重庆苹果推介会看来，效果还是尤为显著的，除一马姓市民以8800元“天价”拍走市长手中粉扑粉扑大苹果外，更是“不到一小时，展台后的苹果山就少了一大半”。正如新闻中所言，“昭通市政府抱得了“金娃娃”——签约40个协议，总引资金额达到2.91亿元。应该说市长功不可没，此行没有虚往。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这是否意味着力图“打造中国最好吃苹果”的昭通苹果，眼前一片金光大道了呢？笔者注意到，今年9月16日《春城晚报》有这样一则新闻，“受‘全国媒体进昭阳’之邀，记者深入昭通昭阳区洒渔、乐居等苹果之乡，看见当地苹果丰收、上市苹果价高好卖的喜人景象。但是，昭通苹果产业发展有许多不足之处，如种植规模较小，产品生产、包装、储藏等科技含量不够高，销售渠道不够广泛，产品推介力度小，品牌知名度不够高。”原来，昭通市市长乃是借自身“号召力”，扮演着推广急先锋的角色。
    不可否认，诸如“昭通苹果”之类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尚处初创时期，无疑需要一枚强行针，而以地方政府名义挂帅、以“市长促销卖苹果”等模式的推广宣传手段，确实可以起到相当大的助推作用，然而在市场化的今天，农产品的生存乃至品牌的塑造，终究还是依仗于一个合理的产销结构及一条完整的产销链，方能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行为、行政手段，充其量只能是万事俱备下的一股“东风”。在昭通苹果产业，无论是种植规模，还是销售渠道尚欠完备的情况下，这股“东风”的能量到底有多大、持久力能多长，不难想见。应该说，“市长促销卖苹果”的模式，并非昭通首创，各种推介会洽谈会往往少不了政府的身影，然而这种带有计划经济思维的模式，恰恰折射出现今我们农产品产销链中的一些短板。
    我们都知道，我国农产品产销存在脱节现象，由于一系列诸如产链分散、产区销区分割、种植分散规模小等问题，涌现层层中间商，导致利益错位，不仅令流通费用和成本居高不下，也令农户在市场竞争中缺乏谈判能力，获利空间受挤占。而这些中间商往往唯利是图，行止短视，直接间接地造成播与收不成正比，甚至成反比的现实，挫伤了农户的积极性。农户的弱势地位不言而喻，而这不但影响到特色农产品种植的持久性，也让品牌塑造无法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农产品，在品牌打造过程中举步维艰的原因。
    从一定意义上讲，“市长促销卖苹果”，无不放大了我们农产品产销链的这些隐忧。那么，采取何种模式，方能从根本上维护农户的利益，打造地方品牌农产品呢？地方政府又该扮演何种角色呢？可喜的是，在很多地方出现了合作社为主导的农业组织化模式，以期整合农产品产销链，使多方利益均分，但不可回避的是，其组织化程度、规模及效率仍然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然而从长远的角度看，此模式无疑在农户和市场间，架起了一座无缝连接的桥梁。
    因此笔者认为，地方政府的职能是如何做“后勤部长”的问题，而非走到“前台”，充当“代为作战”的角色。宣传推广工作，无疑是农产品产销链中一个重要环节。一个趋于合理的农产品产销链，更是需要投身市场中加以考量和验证，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