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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岁成为耶鲁大学终身教授，51岁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邓兴旺入选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
“如果说我的前半生是在为科研、为世界的科学界做事，我希望，我的后半生能够为生我养我的故土、为中国的农民做点事情。”这是邓兴旺推动创建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的初心，也是他破解中国农业“卡脖子”难题的使命宣言。
南方农村报推出“种思集”栏目，对话美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院长邓兴旺。
Q1、短短几年里，研究院已经聚集了多个院士及国家级人才团队，您是如何吸引顶尖人才的？有哪些培养模式。
邓兴旺：支持他们事业，同时让他们的生活也过得不错。
我们始终把人才建设放在首位，着力打造优越的科研环境——背山面水的自然景观、宜居的气候条件，配备国际一流的实验室设备和试验基地，为科研人员提供理想的研究空间。研究院为课题组长提供适量稳定的经费支持和充分的学术自由，让他们能够潜心研究。
潍坊市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人才政策，让科研人员感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与温暖。目前我们的课题组负责人来自美洲、欧洲、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多元化的学术团队。他们在这里既能追求科学理想，又能享受优质生活。
Q2、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目前取得了哪些代表性成果？
邓兴旺：我们这四年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一是培育出一批满足市场需求的作物新品种，包括黄瓜、西红柿、甜瓜等日常果蔬。二是在基础研究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团队完成了全球最精确的小麦基因组图谱组装，绘制了西瓜精准育种基因蓝图。2024年中国评选的50项本学科方向国际重要成果中，我院有两项入选。
Q3、在种业领域，有一个热点话题是生物育种。在您看来，生物育种的产业化目前面临什么挑战？
邓兴旺：生物育种是个很广泛的概念，就是用所有的生物技术手段去培育新品种。我们自己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更精准地定位为“精准设计育种”。
实际上，精准设计育种也是生物育种的一部分。当前挑战在于：需要解析作物基因与性状的对应关系，建立完整的基因功能数据库。我们系统研究基因组中每个基因控制的性状，然后针对农民在优良品种种植中发现的具体问题，在基因层面进行精准改良。
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我们改良的本来就是好品种，通过增加一个或几个优良性状，就能培育出综合性能更优的品种。目前我们已将此方法应用于小麦、玉米、西瓜、番茄等作物，加速了优质品种的选育进程。
Q4、您在海外留学，在种业方面工作的经历非常丰富，您觉得这部分经历，对您在研究院开展工作，包括接下来的科研育种工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邓兴旺：在回国前，我曾与前国际前三大种业集团开展合作或担任顾问，这些经历让我深入了解到国际一流农业企业和研究机构的运作模式。这种“见识”极为重要——你知道顶尖机构是如何成功的，也就知道了追赶和超越的路径。
我在耶鲁工作时观察到一个现象：那些成就卓著的教授，深夜时分他们的车还停在实验室外。卓越科研的背后是超常的付出。这种科研精神和治学态度，正是我们希望在研究院培养的文化基因。
Q5、您见过这么多国外的大企业，有过这样的经验，有没有考虑自己去创业，办一家种业公司？
邓兴旺：可以，但是一个人不能做太多的事，同一个时间段做好一件事就够了。以后研究院做好了，不用我管了，我可以办个企业，也是有可能。
Q：如果您来做企业，会从哪个作物入手？
邓兴旺：哪个作物能赚钱，就从哪个入手。做企业一定要是能赚钱，千万不要一个大目标、大口号，最后赔得没钱了，这不叫做企业。企业，顾名思义就是赚钱的机构，在其位谋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