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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豆育种科技攻关取得了哪些突破？转基因大豆产业化实践存在哪些问题？AI与生物技术如何赋能育种？大豆产业政策如何从“补贴面积”向“精准施策”升级？
近日，第三十三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大豆种业及全产业链发展论坛在京举办，来自全国大豆科研、推广、企业一线的百余名代表齐聚，围绕转基因大豆产业化、大豆科研创新机制、人工智能赋能育种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用技术、产业与机制“三轮驱动”的扎实逻辑，勾勒出国产大豆振兴的清晰路径。
创新赋能 筑牢大豆振兴基石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大豆，则是这把“安全锁”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正在加快建设“种业之都”，在大豆种质资源储备、科研人才集聚和龙头企业培育等方面优势显著。国家作物种质库坐落北京，保存着全球最丰富的大豆种质资源；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等“国家队”扎根北京，世界首台自动巡航杂交授粉育种机器人已成功研制；以大北农为代表的领军企业，在转基因大豆领域持续突破，“脉育511”“脉育526”等品种实现高油、高产与耐除草剂三性兼优。
作为本次论坛的举办地，通州区正加速打造农作物种业创新的核心承载地，正以完善的研发平台体系，为大豆育种创新提供“加速器”。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已形成4万平方米会展资源与3万亩实验田的硬件支撑，园区配备育种加速器、分子育种共性服务平台等，可为大豆育种提供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转化的全链条技术支撑。北京市通州区委农工委书记、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郝红芬表示，园区将进一步发挥集中连片土地资源和集聚科研平台的优势，欢迎全国大豆育种力量落户通州，共同推动大豆科技攻关。
独行快，众行远。与会专家围绕大豆育种创新进行了研讨交流，为国产大豆产业突破单产瓶颈、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凝聚共识、汇聚合力。
产业破局 打通规模化应用通道
北京种业协会理事长、大北农集团副总裁宋维平指出，当前我国大豆产业攻关已经取得阶段性进展，目前正处于生物育种产业化提速与AI、BT技术深度融合的重要机遇期。
大北农生物技术公司副总裁安喜榜展示了一组对比照片：常规除草剂喷施后，大豆叶片出现明显灼伤；而配套草甘膦的转基因大豆田，苗齐苗壮、杂草干净。“在兴安盟，2024年大面积统计平均增产20%，农民从‘不敢种’变成了‘抢着种’。”安喜榜介绍。
内蒙古科右前旗农牧业科技中心主任徐红茹多年扎根一线，她用“降、提、优、认”四个字概括基层推广成效：降药量降成本、提单产、优化种植结构、农民真心认可。她介绍，科右前旗转基因大豆推广已从2021年的科研试点，发展到今年覆盖9000多户、轮作面积从5万亩增至59万亩的产业化格局。“推广一项技术，不能只给种子，要‘品种+技术+农药’一体化，形成保姆式服务机制。”徐红茹说。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杨艳涛研究员则从宏观层面“把脉”：我国大豆对外依存度长期超过80%，当前呈现“三豆并存”格局——进口油用豆、国产非转基因食用豆、国产转基因油用豆各有定位。她建议，必须改变“一刀切”的补贴思路，建立蛋白豆与油用豆分轨发展体系，在东北划定非转基因食用豆核心保护区，对转基因大豆实行定向种植、定向收储、定向加工，让不同用途的大豆“各得其所”。
在圆桌交流环节，来自科研机构和种业企业的专家围绕转基因大豆产业化展开深入讨论。专家们指出，当前，转基因品种熟期配置仍不均衡，不同生态区的品种覆盖尚存短板，同时需持续关注野生大豆基因漂移等生物安全风险；转基因大豆商品豆销售渠道不畅、价格偏低等问题随着推广进程逐步显露。
与会专家讨论，在品种审定与布局方面，推动适宜中熟、中晚熟及南方生态区的品种尽快通过审定，扩大品种熟期覆盖度；在补贴政策优化方面，按品种、按技术精准施策，对种植转基因优良品种的农户给予专项激励，将转基因大豆纳入完全成本保险和商业保险覆盖范围；在技术推广与服务方面，建立“品种+技术+农药”一体化服务机制。重点推进防漂移喷头等配套设备的普及应用，指导农户掌握草甘膦使用技术；在购销与收储保障方面，对转基因大豆实行定向种植、定向收储、定向加工，建立从田间到车间的封闭运行体系，让农民种得出、卖得掉、有效益，消除“增产不增收”的后顾之忧。转基因大豆产业化绝非单一技术的引入，而是一项涉及品种选育、农药配套、补贴政策、收储体系及市场流通的全链条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协同发力、系统推进。
机制护航 重塑大豆科研生态
品种竞争的背后，是科研体系的竞争。会上，专家们把目光投向了更深层的制度创新。
中国农科院作科所研究员李英慧提出了“大品种”定向改良理念，针对中黄13等主栽品种的缺点，利用标记辅助选择、基因编辑和人工智能模型进行精准改良。其团队开发的HiGGP表型预测模型，融合基因型与环境数据，预测精度达0.8以上，为“大品种”改良装上了“智慧大脑”。
崖州湾实验室研究员李擎天指出，美国大豆科研强在制度，农民每销售1美元大豆，缴纳0.5%的推广基金，用于大豆的研究、教育、推广。相比之下，我国大豆科研经费仍以财政项目为主，育种数据分散，基层推广链条存在断点。“我们的差距不在资源数量，而在资源被数据化、被共享、被反复使用的程度。”李擎天建议，我国应探索建立产业自筹研发基金，以基因编辑和AI育种为“换道超车”点，把种子库存变成可继承的数据资产。
在圆桌交流环节，多位专家直面痛点：种质资源“重保存、轻鉴定、利用弱”的老问题依然存在；公共科研与商业转化之间缺乏“1到10”的验证环节；转基因大豆购销体系尚不健全，农民种得出却卖不上价。
与会专家形成一系列共识。在育种人才培养上，建立5至10年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让年轻人从“出校门”起就有独立发展的平台，用两个“五年计划”培育出真正的育种大家；在种质资源利用上，从鉴定资源向创制种质延伸，把地方品种转化为可用的桥梁种质；在新技术落地方面，建立分类评价体系，让企业和科学家“双向奔赴”、共担验证成本；在科研组织方式上，要做到“战略层面有组织、科学层面有自由、转化讲究融合、评价讲究效能”，通过“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机制吸纳有能力者加入攻关。通过机制创新打通从基础研究、品种培育到产业化应用的各环节堵点，让科研院所、推广体系和企业各归其位、各展所长，是我国大豆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
国产大豆振兴，既需要生物技术的“硬突破”，也需要产业政策的“软衔接”，更需要科研机制的“深改革”。当技术、产业与机制真正形成同频共振，一粒大豆背后的科技突围，终将转化为广袤田野上的丰收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