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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内种业市场陷入同质化竞争与价格战时，一个拥有24年跨国种企经验的老兵，却选择在这个节点离开舒适区，开启自己的创业之旅。
他曾任拜耳与巴斯夫在华高管，亲历了中国生物育种从起步到逐步放开的全过程；他穿梭于亚太各国，深谙不同市场的种植痛点与法规差异。在他看来，国内生物技术创新的“内卷”与国际化人才的短缺，恰恰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时代机遇。
《种业新说》栏目本期与叶大维先生展开深度对话，探讨跨国巨头的决策逻辑、国内种企出海的真正门槛，他判断：未来五年，国内种业将迎来一场“洗牌”。同时，他也看到了三个值得行业认真对待的“真问题。
Q：叶 剑 ｜农业产业化观察员
A：叶大维 ｜奇哲科技创始人，前拜耳、巴斯夫高管
跨国公司的决策之“慢”，恰好是中小企业的机会
Q：你在跨国种企工作了二十多年，既是参与者也是观察者。在你看来，跨国公司与国内中小企业在经营逻辑上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A叶大维： 跨国公司最大的特点就是流程与合规。从基因发现到产品退市，有一套非常标准的长周期规划。管理层和投资方都很清楚，这是一项需要长期投入的系统工程。
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决策链条太长，应变慢。
相比之下，国内中小企业的优势就在于决策快、船小好掉头，能够迅速应对市场变化。不过，种业和生物育种又是一个极度依赖系统化研发的行业，小企业在研发投入上往往是短板。
说实话，现在很多种子企业说白了多数还是市场营销型公司，研发全靠从科研院所拿品种，能不能拿到好东西，一半靠运气。这种情况下，拼规模肯定拼不过巨头。
所以，中小企业的生存之道在于：把“快”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同时通过技术转让或合作获取先进技术，专注于某一个省级甚至县级市场做深做透。只要有过硬的产品，加上对渠道和客户的深度理解，完全可以在巨头的缝隙里活得很好。
东南亚市场的“痛点”，正是中国技术的用武之地
Q：你曾负责过亚太区业务，在你看来，东南亚市场与国内有何异同？
A叶大维： 差异非常大。以水稻为例，东南亚和南亚（如印度、孟加拉）的水稻品种创新其实停滞了很多年，种质资源大多还依赖于国际水稻所。他们的杂交水稻推广面积至今只有10%—13%左右，优势并没有体现出来。
但大家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劳动力成本飙升，农村人口外流，水资源日益匮乏。种植方式不得不从移栽转向直播，这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痛点——杂草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巴斯夫的耐除草剂性状在过去几年突然需求激增。因为它切切实实地解决了农民“种田难”的问题。对咱们种子公司而言，当行业库存高企、品种同质化严重时，一个耐除草剂的性状就意味着显著的差异化卖点。
种业与农化分与合，背后其实是同一个逻辑
Q：行业一直探索和推崇“一体化解决方案”，但最近科迪华宣布拆分种业与农化，巴斯夫也要将农业板块独立上市。你如何看待这种“分合”趋势？
A叶大维： 巴斯夫的独立上市，并不意味着种业和农化分开，它依然是农业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只是按作物系统来划分业务。他们依然认为，从种到收的一体化方案是未来。
科迪华的拆分，背后的原因我们作为外部人很难评判。但从用户（农民）的角度看，一体化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以前种子是一条渠道，农药是一条渠道，最后只在零售店汇合。但现在，县级经销商为了服务越来越多的大农户和规模化种植者，不得不开始“跨界”——卖种子的开始卖药，卖药的也开始卖种子。因为大农户要的就是一站式的打包服务。
至于数字农业，我认为它更多是工具而非盈利单位。真正的壁垒不在于技术有多炫，而在于背后有没有真正懂农艺的专家。如果只是懂机械、懂数据，却不了解作物在不同时期的植保需求，那这种服务很难获得农民的信任。
安全评价“数据不互认”，是出海最大隐形成本
Q：国内生物育种政策正在放开，但商业化进程似乎比预期要慢。你认为最大的卡点在哪里？
A叶大维： 卡点主要有两个。
第一是技术创新不足，性状同质化太高。大家都是抗草甘膦、Bt 基因，最后只能打价格战。十几二十家生物技术公司做同样的事，这是资源的巨大浪费。
第二是安全评价体系的逻辑差异。跨国公司的安全评价是一个百人级别的全球团队，遵循的是CODEX（食品法典）的风险导向、问题导向原则，强调数据的跨境互认。
而我们的标准虽然有了框架，但与国际上不太协调。一套数据在国内拿到安全证书，很可能没办法在另一个国家获批。审批的可预期性也是个大问题。企业不知道到底要等多久才能商业化，这对投资方来说是巨大的风险。
国内卷不动了，就只能往国外走。国外是四五百亿美元的大市场，但出去就要熟悉国际标准和目标国的法规要求。谁能帮企业优化合规成本，让一套数据能满足全球90%的需求，谁就在这个出海浪潮里找到了真机会。
除了法规，还要打通“资源端”与“贸易端”两道关
Q：你提到的ABS（遗传资源惠益分享）是多数企业容易忽略的盲区，能具体讲讲吗？
A叶大维： 绝对是盲区。名古屋议定书要求，研发中若涉及从国外获取遗传资源（植物、动物、微生物），必须取得该国“事先知情同意”并签署惠益分享协议。欧盟已经将其纳入法规。如果你出口到欧洲的产品缺乏相关证明，商业活动就存在重大风险。
而且每个国家的尺度差异极大。比如巴西，他们认为大豆发源地不在自己这里，所以明确将大豆资源排除在ABS管辖之外；但换个国家，可能是完全相反的要求。这就需要企业提前做尽职调查，把ABS合规纳入研发体系，而不是等商业化时再补课。
Q：除了硬性的法规条文，出海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软门槛”？
A叶大维： 这就不得不提两个关键角色了。
第一个是国际种质资源机构，比如国际水稻所（IRRI）。科研单位之间的交流还算频繁，但国内企业在利用这些机构资源方面非常薄弱。如何从这些机构获取种质资源、如何与其开展联合研究，很多企业连门路都摸不着。另外像非洲、拉丁美洲、印度干旱半干旱地区也都有类似的国际公益机构，这些都是可以借力的。
第二个是国际谷物贸易商，俗称ABCD（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以及咱们的中粮。他们是农民粮食的最终买家，在含有转基因的粮食流通环节拥有巨大的话语权。国内拥有转基因技术的企业，如果不去和这些粮商建立对话机制、了解他们的采购标准，那即便品种获准种植，最后的商业化销售路径也可能走不通。
所以，企业出海不能只埋头搞技术，还得把“资源端”和“贸易端”这两头的关键人物都摸清楚。
未来五年，国内种业将迎“大洗牌”
Q：站在2026年这个节点，你如何预判未来五年全球及中国种业的发展趋势？
A叶大维： 我有几个判断：首先，国内企业集中度将急剧提高。要么被并购，要么被淘汰。那些研发靠运气、营销靠渠道的公司会最先出局。未来的格局大概率是三大系统（中化、中信、国投）主导。但巨头真正的挑战在于，并购之后如何真正整合（Centralize）。如果不能把各地“诸侯”的研发、商务、品牌统一起来，就无法形成真正的合力。
其次，AI与生物技术的深度融合。AI会大幅缩短育种周期，种子会带上更高的“数据属性”。最后是品牌的价值回归。行业会从“拼价格”转向“拼价值”。谁能帮农户真正降本增效，谁就能活下去。
至于基因编辑，我觉得这是中国弯道超车的机会。转基因我们落后了，但在基因编辑领域，如果能跳出国际专利壁垒，形成自己的创新，并与种子企业紧密协作，完全有机会诞生新的国际化公司。
三个“老问题”，我的一些新看法
Q：访谈最后，抛开具体的业务，基于你二十多年的观察，有什么特别想对行业说的洞见吗？
A叶大维： 我想提三点。
第一，种业已经受保护30年了，是不是该考虑适度开放竞争了？汽车行业开放了，反而倒逼出了国产车的创新。我们现在的杂交水稻、玉米、油菜已经有很强的底气。只有在真正的国际竞争中，企业才会持续创新。
第二，政府的转基因专项经费太分散了。大家都在做同一个靶点，经费分成了很多份，结果谁都没做出真正的创新。不如集中力量支持几个核心突破，再由企业去市场化转化。
第三，国际人才严重短缺。走出去不能光靠翻译，需要既懂技术又能用当地语言沟通、建立信任的人才。如何把大量外企出来的人用好，如何吸引年轻海归加入农业，如何让农业变得“性感”、吸引年轻人——让他们看到这行也在用AI、大数据、无人机，这是行业需要思考的。
回顾
叶大维的分享，表面上看聊的是跨国经验与出海机遇，但贯穿始终我们却发现其实是一个更本质的视角：种业的竞争，最终是对“确定性”的竞争。
品种的确定性来自对市场的精准把握和技术的差异化；合规的确定性来自对国际规则的深度理解；经营的确定性来自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当国内市场的“内卷”短期内难以改变时，谁先补齐了“国际化合规”这块短板，并打通了从种质资源到国际粮商的上下游话语权，谁就拿到了打开全球市场那四五百亿美金大门的钥匙。
而这一切的前提，正如叶大维所言：我们不仅要走出去，更要在国际规则中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